城里人冒風險購置農村房產
狹窄的胡同,塵土飛揚,路兩側堆滿了柴禾,狗的糞便到處都是,39歲的畫家李玉蘭抱著1歲的女兒打開銹跡斑斑的鐵門。一處普通的農家小院展現在眼前——5間上房、6間廂房占據了小院的大部分空間,院里的小池塘里只有荷梗和殘冰。
在距離北京城中心只有40公里的通州區(qū)宋莊鎮(zhèn)辛店村,這處占地面積391.28平方米的小院,坐落在村子深處。如果不是因為一場房產官司,它一定不會成為千萬個農家院中的“明星”。
在李玉蘭提供的大紅“土地房屋使用證”上,“變更記事”一欄寫著:“馬海濤于2002年7月1日將上房5間、廂房3間出售給李玉蘭使用”(后李玉蘭加蓋3間廂房)。下面,蓋有辛店村村委會的大紅印章。
同樣蓋有辛店村委會章的一張手寫“買賣房協(xié)議書”顯示,李玉蘭共支付了4.5萬元,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帶房屋115元。而根據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數字,2002年北京市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4761元,兩者相差逾41倍。
畫家李玉蘭購買的正是所謂的“小產權房”。城鎮(zhèn)居民到農村購買宅基地、農民住宅或村集體建設的房屋,拿不到國家發(fā)的產權證,所以被稱為“小產權房”。
我國《土地管理法》規(guī)定:我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,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。城市里的土地屬于全民所有,農村的土地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所有。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,不得出讓、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(yè)建設。
這部法律讓城市居民去農村買房成了奢望。然而,高價的城市房和低廉的農民房之間的價格落差,使很多城市居民冒著政策風險在農村購置了房產。
小產權房交易:后悔的總是農民
隨著幾年來北京房價的飛漲,宋莊一帶三四間房的農民房年租金也由3年前的3000元攀升到1.5萬元以上。據宋莊小堡村村委會統(tǒng)計,僅房租一項,村民年收入就在750萬元以上。
看到自己賣過的房子飛速升值,很多農民不甘心。李玉蘭認為,這是原房主馬海濤把她告上法庭最重要的原因。
2007年7月,通州法院判決:李玉蘭是城市居民,依法不得買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住房,因此判決李玉蘭和村民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,責令他們在判決生效90天內騰退房屋。而根據法院評估結果,賣主要給付李玉蘭夫婦93808元的補償款。
5個月后,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判決雙方簽署的房屋買賣協(xié)議無效,李玉蘭必須在90天內騰房。但二中院同時認定,造成合同無效的主要責任在于農民反悔,畫家可另行主張賠償。
據宋莊藝術促進會的饒雪峰介紹,宋莊住有藝術家近2000人,其中300多人買下了農民的房子。2006年10月以來,被村民告上法庭的不止李玉蘭,畫家村有10多位。但李玉蘭的案件第一個宣判。
“只要村口有人拿著測量儀轉兩圈,農民和我們這些買房人兩邊都騷動起來”,59歲的齊興猛在通州張家灣鎮(zhèn)賈各莊買了一處農民宅基地建成衣廠,不久前,剛被賣主起訴。
“買房住、買房建工廠被起訴還可以理解,我買房辦公益也被起訴!70歲的畫家裴俊義1999年在通州柴湖鎮(zhèn)崔窯村買了一處農民房,開辦了“夕陽紅公益活動站”。5年后,主動找他賣房的農民反悔,將他起訴至法庭,一二審都是判決合同無效,原房主將當時購房款2.6萬元返還。而當時,小產權房的問題還沒有進入公眾的視野。
城里買房人靠反訴曲線救國
今年1月3日,李玉蘭依照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書所確定的索賠原則,向北京市通州區(qū)人民法院提起訴訟,要求被告馬海濤賠償經濟補償金共計48萬元。
3月3日,這一索賠案件在北京通州區(qū)宋莊法庭開庭審理,法庭沒有當庭宣判。
李玉蘭的起訴并非心血來潮。北京漢衡律師事務所的張萬臣律師認為,這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,受損的城里人取得合理補償的手段!耙簿褪乔救國:把房子還給農民,但是要分享買房到現在房屋升值的利潤!
因為這類土地糾紛案件層出不窮,北京市高院下發(fā)了《關于審理農村私有房屋買賣研討會會議紀要》。其中寫道:“與會者同時認為,此類合同的效力以認定無效為原則,以認定有效為例外”,例外的情況是:“如買賣雙方都是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,經過了宅基地審批手續(xù)的,可以認定合同有效!
日前,北京市海淀法院山后法庭相繼審結的4起同類案件中,亦根據房屋的升值程度,確定涉案房屋的重置成新價和區(qū)位補償價。其中一宗案件中,農民須賠償買受人45萬元之多。
“在海淀的案子里,買房人和農民所得利益的是七三開,買房人拿七,農民拿三!睆埲f臣認為,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農民的起訴風潮,得不到利益的農民會知難而退。
“六四分成我也滿意,最低五五分成我也能接受!饼R興猛說。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,合同肯定會被認為無效,唯一得到補償的途徑,就只有反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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