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土資源部執(zhí)法局通報的2006年中國土地違法案件查處情況令人觸目驚心：共發(fā)現土地違法行為131077件，涉及土地面積近10萬公頃，其中耕地4.3萬公頃，分別比上年上升了17.3%、76.7%和67.6%。其中，屬于去年當年發(fā)生的違法行為近96000件，涉及土地面積6.1萬公頃，其中耕地2.5萬公頃。與2005年相比，涉及的土地面積上升了近9成！

　　在中央出臺房市調控政策后，土地違法成為被重點查處的對象。但是，在這一過程中，引起了土地升值效應，升值效應增加了違法者的預期收益，一旦懲處力度跟不上，就可能導致收益成本遠遠大于違法所承擔風險和成本的局面。馬克思曾說：“……當有100%利潤，資本就會鋌而走險；當有300%利潤，資本就不惜冒著殺頭危險。”這個規(guī)律在土地違法問題上同樣有效。

　　以土地囤積為例。開發(fā)商喜歡囤積土地，因為所囤積土地本身升值帶來的收益，比房價上漲帶來的收益更簡單和直接，那些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囤積的土地，收益甚至已經翻了幾倍。開發(fā)商要想囤積土地，沒有與腐敗官員的勾結是很難得逞的。

　　開發(fā)商要囤積土地就必須首先拿到土地———這牽涉到一些見不得陽光的暗箱操作。從官員的角度上來看，土地出讓的指標是有計劃、有限制的，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它既有可能采取措施使計劃內出讓的土地落入開發(fā)商手中，也可能違規(guī)甚至違法出讓一部分土地以獲取“額外”收益。這是官員土地違法沖動的起源，能夠制約官員違法沖動的惟一措施就是增大它的違法成本和風險，讓它有控制違法沖動的壓力。然而，遺憾的是，法律懲處力度的疲軟不僅未能對官員的違法沖動產生抑制，反而起了推波助瀾作用。

　　盡管土地違法涉案面積比2005年整整上升了近9成，從有關部門這次公布的查處結果來看，懲處力度實在太疲弱。在查處的土地違法案件中，給予相關責任人行政處分1051人，其中地市級干部6人；給予黨紀處分2041人，其中省級干部2人，地市級干部9人；給予刑事處罰501人。猛一看處理人數并不算少，但如果平均下來就顯得微乎其微了。

　　全部131077件土地違法事件，平均下來，每261.6件土地違法，才有一人遭到刑事處罰。違法土地10萬公頃，平均每199.6公頃才有一人遭到刑事處罰。這199.6公頃的土地如果是用來建造商品房的，以2.8的容積率計算，可以建造558.9萬平方米的住房，相當于全北京市一年商品房銷售面積總和的四分之一！

　　去年，為了昭示執(zhí)法的嚴格，國土資源部曾要求省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，須在當年6月份公開、依法、嚴肅查處3起以上嚴重土地違法案件，年底前要達到8起以上。這種下訂單查案的方式暴露出執(zhí)法部門的浮躁與功利心態(tài)。試問，當今世界哪里還能找到這種離奇的執(zhí)法方式？倘若某地嚴格監(jiān)管土地，杜絕違法案件，豈不要完不成查處指標了？

　　開發(fā)商囤積土地要想獲得成功，必須確保能夠化解如影隨形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，以免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因為我國法律規(guī)定，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進行房地產開發(fā)的，滿兩年未動工開發(fā)的，可以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。但是，共同利益取向使開發(fā)商與腐敗官員很容易走到一起，一方利用權力之手架空法律和政策，一方通過行賄換取囤積土地的“安全期”，雙方共同分享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。只要政府嚴格執(zhí)法，開發(fā)商絕不敢囤積土地。

　　因此，土地違法大幅上升，很大程度上是有法不依、執(zhí)法不嚴造成的，當務之急是加大執(zhí)法力度和懲處力度。(周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