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(jù)悉，中國政法大學的董彥斌先生在京看過《色戒》后，向北京市西城區(qū)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判令被告影院和廣電總局退票或者更換完整版，理由是，影院未提供電影真實信息、違反社會公共利益、侵犯消費者公平交易權(quán)和知情權(quán)，廣電總局審查電影標準過嚴及未確定電影分級制度，造成原告精神損害，要求被告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(據(jù)11月14日《京華時報》)。

　　原告董先生肯定年滿18歲，根據(jù)推斷，屬完全行為能力人，符合起訴條件，但細察其起訴理由，似有諸多不妥之處，所以，法院不受理，那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　　原告稱，觀看電影時發(fā)現(xiàn)被告“放映的電影《色戒》為刪節(jié)版，該刪節(jié)版經(jīng)過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電影放映許可證許可”，而且“到今天都不確切知道”被告放映的電影“到底刪了哪些情節(jié)”。問題出來了：影片中又沒有插映字幕：“以下刪節(jié)××分鐘”，原告怎么知道是刪節(jié)版？既然不知道刪了哪些情節(jié)，談何“成年消費者觀看電影完整版符合社會公共利益”？

　　因此，原告起訴的毛病在于，既然不能舉證是否刪節(jié)以及刪節(jié)了什么，怎么可以憑借推測來狀告他人？如果原告先生有確鑿的證據(jù)，他本應(yīng)起訴放映方?jīng)]有像書商那樣誠實地印上“以下刪節(jié)××字”，因而涉嫌欺詐。

　　不過，如果像北京市西城區(qū)法院立案部門要求的那樣，一定讓原告舉一個沒有刪節(jié)的“范本”證據(jù)出來，然后一一對比，那么，原告“范本”的來路就成了問題，無異于“自證其罪”，萬萬使不得。所以，原告首先應(yīng)當申請法院調(diào)取證據(jù)，請法院先有一個“完整版”。

　　接下來的問題是，假如電影總局真的剪掉了什么，那么，被剪掉的部分，法官也是不能看的。否則，就意味著法官比一般人有更強的辨別力，就意味著法官與普通觀眾有所區(qū)別，這涉嫌歧視，也萬萬使不得。但如果看不到可資比較的版本，法官如何審案呢？法院肯定認為不便受理。

　　原告先生應(yīng)當證明，他和電影審查工作者是一樣的人——有相同的道德水準和專業(yè)判斷力。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了解公眾想要什么。但原告先生似乎無法證明自己達到了那么高的標準。

　　原告先生似乎還應(yīng)當證明，他所期待的電影分級制，是以“不同年齡的人確有不同需求”為前提的，并且應(yīng)當證明，我們國家現(xiàn)有的各級影院的管理能力和誠信度都足以落實分級制。否則，一旦有不該進的人進去，后果誰負？原告先生沒有談到，分級制意味著政府責任的細化，這成本應(yīng)當由誰來承擔？

　　原告先生最終要證明，以他為代表的一批人，既然可以和愛人“做”完整版中的那些事，為什么不能“看”完整版？但是，我敢肯定，原告先生無法盡到這諸多的舉證責任，而法律又沒說這里采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。那么，這案件也就沒法兒審了。

　　原告先生談到了“放映許可”問題，但他沒有說清楚。作為一部被引進的電影，許可引進是合法的，那么引進多少，無論是全本引進還是部分引進，都是合法的。站在電影總局的立場上說：我“不引進”合法，引進“整個”合法，給你“半個”為什么不合法？我針對的是全民，所以不存在歧視。

　　原告先生還有一個錯誤：他不該狀告電影審查標準嚴格，而應(yīng)控告這個標準“模糊”。根據(jù)法理，“模糊”的法律應(yīng)當視同沒有法律，否則無異于可以隨意解釋法律。

　　原告先生沒有告訴我們，為什么審查標準不能內(nèi)部掌握？沒有說清楚，不告知公眾的法，屬于秘密法。民主社會，秘密法必須是極有限的，必須涉及國家安危。顯然，《色戒》沒有這么大威力。

　　而一旦審查者給出它的標準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它所刪掉的，不過是全世界的健康男女都在做的那點事兒。既然不禁止做，看不看又有什么呀？原告先生何必認真呢？(鄧子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