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3月，美國駐印度大使洛伊·亨德森(LoyHenderson)向他的華盛頓上司報告說，他已采取行動使美國政府積極卷入達賴喇嘛及其西藏的事物【“The Ambassador in India(Henderson)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(Mathews)”，F(xiàn)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(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)，1951，China.WashingtonDC.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 hereinafter cited as GPO)，p.1611】。
(一)北平共產(chǎn)黨政權(quán)已決心完全控制西藏，達賴喇嘛的任何讓步都不能改變這個決定。中共更愿意通過陰謀手段而非武力獲得統(tǒng)治權(quán)。因此他們急于勸說達賴簽訂一個協(xié)議，允許他們在拉薩設(shè)立代表處。(二)北平共產(chǎn)黨政權(quán)在拉薩設(shè)置代表只能加速中共對整個西藏的控制。(三)只有世界形勢的變化才會使中共占領(lǐng)西藏困難……無論如何達賴不能回到拉薩或把他及西藏的財富運回拉薩。(四)達賴不能回到拉薩，因為存在著中共或通過武力、或通過陰謀手段占領(lǐng)拉薩的危險。如果中共想阻止他出逃的話，他就應離開亞東去國外。(五)建議達賴派代表去錫蘭(今斯里蘭卡)，這些代表應與錫蘭政府聯(lián)系將達賴財產(chǎn)轉(zhuǎn)移到錫蘭。如果達賴離開西藏，他們還應獲準達賴及其家眷到錫蘭避難。在錫蘭政府同意接受避難之后，達賴應請印度政府保證，如果他和他的家人離開西藏，他們能夠經(jīng)由印度去錫蘭。(六)如果達賴和他的家人不能在錫蘭找到安全避難地，他們一定能在一個友好國家，包括西半球的美國找到避難地。(七)達賴立即派一使團去美國也很有益。在那里他們可以作好準備直接向聯(lián)合國求助。據(jù)了解，達賴已經(jīng)知道美國方面對去聯(lián)合國的西藏使團赴美簽證作了有利的考慮�！尽癟he Ambassador in India(Henderson)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(Mathews)”，F(xiàn)RUS，1951，ChinaWashingtonDCGPO，pp1610～1613】
洛伊·亨德森是當時美國國務院中最有經(jīng)驗的外交家之一，也是一位堅定的反共分子。他深諳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內(nèi)部方式與過程。他給達賴寫信用的紙是在印度購買的，信沒有簽名，也沒有出處痕跡。他沒有事先打電報將此事通報給國務院，也沒有得到授權(quán)。據(jù)他自述，是因為擔心泄密，如果信被公開，則與國務院無關(guān)，可以由他個人承擔責任。而實際上他這樣做的最重要原因是，西藏代表團即將赴北京談判，亨德森要抓緊有限時間阻止中國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。在他隨后給華盛頓的電報中對此有較為明確的說明：“自德里出發(fā)赴北京的西藏使團延遲進京，使我3月29日發(fā)回的信不很緊急了�！痹诮o華盛頓的信中，亨德森轉(zhuǎn)述了哈里爾對達賴的認識：“達賴對美國比其他國家更為信任，但很失望沒能與美國建立更為密切的關(guān)系”�！尽癟he Ambassador in India(Henderson)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”，F(xiàn)RUS，1951，ChinaWashingtonDCGPO，p.1610】
海因里希·哈里爾，奧地利人，是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青少年時期的老師。在今日柏林的聯(lián)邦檔案館里，有長達80頁的哈里爾檔案記錄：海因里希·哈里爾，生于1912年7月6日，1938年5月1日加入效力于當時在奧地利處于非法地位的“沖鋒隊”———希特勒的第二個恐怖組織。1945年納粹戰(zhàn)敗后，哈里爾從印度戰(zhàn)俘營逃出，到了西藏，并成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�！救A子：《超級“明星”的納粹原形》，《中國西藏》1997年第5期】在藏七年，哈里爾對美國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用現(xiàn)代技術(shù)為美國繪制了拉薩及喜馬拉雅地區(qū)的地圖，并由美國中情局諜員貝塞克(FrankBessac，又稱白智仁)帶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使館【Thomas Laird，Into Tibet：The CIA'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.NewYork：GrovePress，2002，p.234】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，哈里爾逃往印度，并得到美國《生活》與《時代》雜志的記者詹姆斯·伯克(James Burk)的幫助，成為西藏分裂分子與美國駐印使館之間的一個重要聯(lián)絡(luò)人。洛伊·亨德森在與哈里爾會晤之后緊急出臺了策動賴出逃的“洛伊計劃”。這個計劃后來得到了國務院的支持，使美國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便開始全力積極秘密插手西藏事務。
當時在美國杜魯門主義甚囂塵上，全球范圍內(nèi)的冷戰(zhàn)開始不久，而朝鮮戰(zhàn)爭則使中美已處于實際上的熱戰(zhàn)之中，一些美國人甚至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(zhàn)已迫在眉睫。洛伊·亨德森的電報到達華盛頓后，在美國政府內(nèi)部，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與負責聯(lián)合國事務的官員就美國插手西藏問題進行了爭論。前者認為，即使美國不能阻止中國占領(lǐng)西藏，也要做好基本的準備工作，促使西藏有所行動【“Robert C.Strong Memorandum to Oliver E.Clubb，3 January 1951”，in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(NARA)，Record Group(RG)59，NND822910，box4227】。1951年1月15日，參謀長聯(lián)席會議總結(jié)說，朝鮮戰(zhàn)爭處于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，中國介入戰(zhàn)爭得到了蘇聯(lián)的支持，這是與美國進行全球戰(zhàn)爭的第一階段。他們提議增加軍力支持對共產(chǎn)主義的遏制政策，加上宣傳戰(zhàn)、心理戰(zhàn)以及無所不在的針對克里姆林宮所控制的共產(chǎn)主義的特別行動。【JohnKennethKnaus，“OfficialPoliciesandCovertPrograms：TheUSStateDepartment，theCIA，andtheTibetanResistance”，JournalofColdWarStudies，Vol5，No3，Summer2003，pp54～79】在這個進行政治心理戰(zhàn)建議提出之前，為此目的而建立了新組織———政治協(xié)調(diào)辦公室(TheOfficeofPolicyCoordination)，它在政治上歸屬于中情局，但由國務院和軍方監(jiān)督，從事秘密行動。聯(lián)席委員會的建議導致了全球范圍的秘密反共行動的實施，其中包括西藏行動。當時負責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要官員們都認為，如果達賴喇嘛到國外尋求避難，尤其是到一個佛教國家尋求避難，會在佛教徒中產(chǎn)生強烈反響，這符合他們的目的：盡可能給新生的中共政權(quán)制造麻煩。
一周之內(nèi)，洛伊·亨德森收到了華盛頓對他提出的“洛伊計劃”的電報回復。國務院同意他的行動以及他準備對西藏領(lǐng)導人的建議(不包括派藏人使團去聯(lián)合國求助)。“洛伊計劃”(LoysProject)由此啟動�！綥oy's Plan即“洛伊計劃”一詞最早見美國學者John Kenneth Knaus，“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：The U.S.State Department，the CIA，and the Tibet an Resistance”，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，Summer 2003，Vol5，No3文章】美國國務院開始正式插手西藏事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