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不出的“五四”？

　　-陳平原

　　就年齡而言，“晚清”和“五四”是兩代人；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，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，可以放在一起討論。

　　經由一次次的言說，關于五四的印象，逐漸被修正、被簡化、被凝固起來了。“五四”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，不斷跟它對話，并非“濫得虛名”，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。必須承認，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，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；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，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。

　　我想用三個詞來描述“五四”的風采。第一是“泥沙俱下”，第二是“眾聲喧嘩”，第三是“生氣淋漓”。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，都有生存空間，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，這樣的機遇，真是千載難逢。

　　你問我為何一直關注和研究“五四”，道理很簡單，對我來說，這既是專業(yè)，也是人生。我1978年春上大學，趕上思想解放運動，那時候，我們模仿五四時代的“新青年”，談啟蒙、辦雜志、思考中國的命運。后來念研究生，學的是中國現代文學，那就更得跟“五四”對話了。其次，我在北大讀博士，畢業(yè)后長期在這所大學教書，而對于北大人來說，“五四”是個值得永遠追懷的關鍵時刻。無論學術、思想還是文章趣味，我自覺跟五四新文化血脈相通。第三，這也與我近年關注現代中國大學命運有關。最近十幾年，在文學史、學術史之外，大學史成了我另一個論述的焦點。在我看來，大學不僅僅是生產知識，培養(yǎng)學生，出科研結果，出各種“大師”，大學還有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，那就是通過知識和思想的力量，介入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里。在我心目中，這是“好大學”的一個重要標志。五四時期的北大，就是這樣的典型——它抓住了從傳統(tǒng)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折這么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，將其“才華”發(fā)揮到淋漓盡致。別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學，真有北大那樣的機遇、那樣的貢獻的，還真不多。在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，深度介入、有效引領，乃至促成某種社會變革，五四時期的北大，讓后人歆羨不已。

　　我所學的專業(yè)，促使我無論如何繞不過“五四”這個巨大的存在；作為一個北大教授，我當然樂意談論“光輝的五四”；而作為對現代大學充滿關懷、對中國大學往哪里走心存疑慮的人文學者，我必須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見與偏見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不斷跟“五四”對話，那是我的宿命。

　　1993年，在北大中文系“紀念五四學術研討會”上,我發(fā)表了《走出“五四”》。在當時的我看來，就像所有光輝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一樣，五四當然也有其局限性。就拿學術研究為例，“五四”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范式，可簡要概括為：西化的思想背景；專才的教育體制；泛政治化的學術追求；“進化”、“疑古”、“平民”為代表的研究思路。這一范式，對20世紀中國學術、思想、文化建設，發(fā)揮了很大作用，但也產生了若干流弊。政治學家討論激進主義的利弊，歷史學家重評儒家文化的功過，文學史家反省平民文學崇拜，所有這些，都是力圖在學術層面上“走出五四”。

　　當然，這種提問題的方式，與八九十年代的學術轉型，應該說是有關系的。受歷史情境制約，有些問題你一時難以公開討論，無法像魯迅那樣“直面慘淡的人生”。但是，這一學術轉折，不完全系于政治環(huán)境，也有其內在理路。80年代流行宏大敘事，有理想，有激情，想像力豐富，但論述上稍嫌空泛。我們滿腔熱情做的，就是用西學來剪裁中國文化；那些對于傳統(tǒng)中國痛心疾首的批評，有真知，也有偏見。最大的貢獻是，我們用濃縮的辦法，重新接納洶涌澎湃的西學大潮。之所以提“走出五四”，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。80年代的口號是“撥亂反正”，哪里是“正”，如何返回？一開始想恢復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，后來發(fā)現，那是建立在“五四”論述的基礎上。于是，我開始清理從晚清到“五四”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思想及學術范式。